1978年，百废待兴的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，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。土地作为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，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。30年的改革历程，土地资源管理由划拨到有偿使用，使土地资源为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　　冲破思想禁锢，积极探索改革发展的新路径

　　30年前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，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，也束缚着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。农村土地由集体统一经营，国有土地按计划配置，实行行政划拨，土地资源处于一种无偿、无期限、无流动使用的状态。

　　旧的体制，带来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。1985年以前，我国耕地每年净减少最高达1500多万亩。国家从土地上得不到收益，城市建设只得再从别的地方筹集资金，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，导致经济发展越快，城市建设欠账越多，财政越困难。房地产成了国家只有投入而无产出的包袱，宽地窄用、好地劣用等现象十分突出。

　　1979年，我国开始以场地使用权作为出资兴办中外合资企业，或向中外合资企业收取场地使用费，开始了变革土地使用制度的探索。1987年9月，深圳市率先试行土地使用有偿出让，出让了一块5千多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，揭开了国有土地使用制度从无偿、无限期、无流动变为有偿、有限期、可流动改革的序幕。12月，深圳市公开拍卖了一块国有土地的使用权，这是新中国建立后首次进行的土地拍卖。

　　地方土地管理部门的积极探索，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和支持。国务院批准了国家土地管理局等部门的报告，确定在深圳、上海、天津、广州、厦门、福州进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试点。1988年，《宪法》（修正案）规定：“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”。这次修宪是一次历史性突破，是我国土地使用制度的根本性变革，打破了一直以来根深蒂固的思想障碍。

　　适应市场经济要求，完善市场配置资源新制度

　　1997年以后，全国多数城市和地区的土地都采取了有偿出让的方式。1999年，浙江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实行经营性用地一律招标拍卖制度，2000年全省土地招标拍卖收益达到了195亿元。

　　基层的首创精神，在2001年国务院15号文件（即《关于加强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》）和2002年国土资源部11号令（即《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》）中受到了高度重视。国务院15号文件提出，从严控制建设用地供应总量，严格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，大力推行招标拍卖，加强土地使用权转让管理，加强地价管理和规范土地审批行为。国土资源部11号令对经营性土地协议出让“叫停”，明确四类经营性用地使用权出让必须采用招拍挂方式。

　　这些政策规定对土地市场建设的推进作用显而易见：2000年全国招标拍卖出让土地的收益为350亿元,2001年为492亿元,增长率为40%。2002年,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宗数、面积、价款分别是上年的108.55%、273.8%和197%。2007年，我国全面推行工业用地招拍挂出让和工业用地最低价标准，全国共出让土地22.65万公顷，其中招拍挂出让土地11.53万公顷，占出让总面积的50.9%，比上年提高了20.4个百分点。地价监测范围已扩大到105个城市。

　　随着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的范围不断扩大，我国土地市场运行制度和组织建设取得了明显进展，市场服务体系逐步形成。一是土地公开交易、基准地价定期公布、土地市场交易信息发布和土地登记资料公开查询等制度基本建立；二是全国各地纷纷设立土地有形市场，土地使用权交易更加便利、安全、公开和公平；三是转变政府职能，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，培育和发展了土地市场中介服务组织。

　　维护资源开发利用秩序，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

　　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，土地资源管理部门始终坚持一手抓市场化建设，一手抓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，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突破。

　　1997年，当时的国家土地局按照中央要求，对各类非农业建设用地进行清理和整改。1999年，针对一些地方以“庄园、果园”开发为名炒卖土地的问题，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对非法转让、炒卖土地情况进行了专项清理和整顿。2001年，以加强土地资产管理为重点，对土地市场秩序进行整顿和规范。2003年以来，开展以开发区清理为重点的土地市场治理整顿，分别核减开发区数量和规划面积约77%和74%，促进了规范用地和耕地保护。2006年，实施国家土地督察制度，对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，以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土地利用和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进一步完善了土地执法监察体系。

　　2007年9月，国土资源部和监察部联合开展全国土地执法百日行动，查处“以租代征”、擅自设区扩区、未批先占先用三类违规违法案件3.2万多宗，面积375万多亩,有力提高了地方各级政府耕地保护意识,坚决遏制了违规违法用地的高发态势。

　　国土资源部门还探索运用资源政策参与宏观调控，通过严把土地闸门，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建设用地计划管理，控制建设用地总量，优化土地供应结构，有效约束了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，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，促进了经济社会平稳快速健康发展。